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10月16—17日，“比较视角下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第八届年会”在兰州大学主会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会场以线上方式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和部分期刊、媒体编辑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
在主题报告会上，四位专家就不同的议题进行了发言。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李伯重报告的题目是《全球史视野中的清代中国经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1644—1840）》，他认为尽管清代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贸易规模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一个经济大国与一个贸易大国并不是必然的线性关系。李伯重区分了国际贸易和全球贸易两个概念，如果按照国际贸易计算，中国贸易数量是不大的，但这种视角计算中国的贸易规模严重低估，而且不适当，他认为全球贸易视角更有价值。在全球视角下，中国内部的九大经济区之间的贸易都应该计算在内，这样的话，我们的贸易规模才不至于严重失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锋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财政与国家治理：清代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更张》。陈锋指出，研究一个国家的常态财政制度有价值，但研究突发事件产生时期的一些特殊制度和政策也非常有意义。他对清代以来非常时期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很好地梳理和总结。他还认为，以史为鉴是有价值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清代的财政制度对于当下中国的财政体制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香港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李培德教授则分享了一个日本在华银行的研究成果。他的题目是《全球化视野下的日本在华银行：以1920至30年代横滨正金银行为中心》。他获得了一批关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史料，这些史料非常有价值，有助于厘清横滨正金银行的一些特征和运作机制，这对于我们了解那段金融史、货币史、汇率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清代粮价、国家能力与南北方差异——清代粮价研究的进展与局限》，颜色分享了他运用量化历史的方法研究粮价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四位专家作了主题演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大学一级教授陈争平报告的题目是《近代经济“二生三”转型刍议——关于吴承明对二元经济论批判的延伸思索》。陈争平指出，吴承明先生对二元经济论的批判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传统的农业经济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三元结构论也不足以概括这种变化。他认为，“二生三”转型论对于考察近代经济转型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许檀在《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详实的资料和丰富的图片展示了清代中叶山西、陕西商人在甘肃的分布情况和经营活动。同时，也说明西北地区是经济史研究的富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郑有贵的题目是《百年“三农”难题及其破解》。他从五个维度介绍了百年来的“三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农”问题，不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的结构性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丽报告的题目是《全球化中的英国棉纺织工业革命和中国棉纺织业的斯密增长》。她认为，英国采用殖民地的方式使得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让其棉纺织业有了坚实的支撑，正是市场的不断壮大，让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棉纺织业与英国的进口替代不同，因此，生产形态和增长模式都不同。她用丰富的数据和详实的图表展示了这一历史过程。
多元与交融：研究议题的拓展与相互关涉
吴承明先生曾指出，经济史研究中存在历史学派、经济学派和社会史派三大学派，且各有研究特点，只有在秉承自己特点的基础上，互相学习交融才能促进经济史学科的深入发展。本次会议就体现了这种多元与交融的发展格局。
在历史学派的研究取向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玉峰关于唐前期赋役制度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以吴潜在庆元府治理中对财政制度的运用来考察制度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魏文享则从财政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多重维度考察了国民政府前期所得税政策变动的政经逻辑。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旺对于古代盐业的研究，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刁莉、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白宏对于商贸与货币的研究，香港新亚文商书院赵善轩等关于物价史的研究都可谓典型。在经济学派的研究取向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忠民从西方产权制度理论出发对前近代中国社会企业组织的系统检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国信对于清代盐课基本原理的阐释以及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孙思迪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清代两淮盐政制度运行中的利益博弈问题的深度探讨是集中体现。在社会史派取向上，代表性成果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日根从《闽俗异闻录》所载民俗出发，探讨了明清福建沿海民众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近年来社会经济史眼光向下，关心基层民众日常生活史的新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建波和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志通则分别从社会流动的视角探讨了20世纪30-40年代杭县的社会流动与地权配置的关系和民国时期鸦片种植与甘青社会经济的互动等。
在交融方面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研究议题的相互关涉。如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等的批判性运用已成为一个突出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超群以大生纱厂为例对近代企业产权保护制度作了系统探究。关涉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解构与重塑中国传统经济史学，比如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唐艳艳用经济史学结构理论，对《汉书》在中国传统型经济史学范式书写中重要贡献的论述可为代表。第二，新研究议题的集中凸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视域的扩大，海洋经贸、区域经济、财政与社会治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知识与经济发展和边疆与民族地区经济等成为本次会议的亮点。海洋经贸方面，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尹关于晚清开埠后的北洋本土帆船贸易规模、格局及演变的探讨延续了近年学界对相关热点问题的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山西与京畿等特定地区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山西相关经济的研究有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讲师徐俊嵩、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邵雅丽等，京畿特定地区的研究如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戴建兵、董啸关于明清之际真定府的高起运、低存留问题的研究等。财政与社会治理研究方面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纯艳等人的研究可为代表。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问题一直是近现代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晓锴、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邢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董亚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善靖等对于金融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方面，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张锦鹏对于宋代“胡商识宝”故事式微原因的书写，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莲霞关于清末天津工商业“工商演说”中知识的考察等都是集中体现。边疆和民族地区经济面，如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罗群以民国云南植棉业为例，总结了边疆开发与建设中的“西南模式”，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许晨对于近代康定地区的中介商锅庄的金融功能与货币市场的探讨都令人耳目一新。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是经济史研究领域新议题开创的重要动力，这尤其表现在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中，这方面代表如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副教授刘成虎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扶贫产业发展的研究。
走向自觉：经济理论、视角的发展与深度反思
本次会议在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应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深度反思西方经济理论，并“走向自觉”，特点突出。
第一是对马克思及西方经济理论的深度探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陈鹏飞关于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与欧洲前工业社会物价波动机制的讨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关永强关于美国经济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大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竞争的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钦基于新财政史视域下马克思财政思想与法国金融资本变革的探讨，以及湖北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陶芸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贫富思想研究等，都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检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段艳芳从反思英法古典经济学家的普世理论为出发点，集中探讨了德国新旧历史学派演进的背景与方法论上的意义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冯佳则从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长时段”概念的分歧出发，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所天然蕴含的“长时段”性，是宏观结构与微观经济学的辩证结合，可为深入理解近几十年来“长时段”经济史讨论、尤其是“大分流”论争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是对西方新的比较范式的深入探讨。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相比，“加州学派”提倡的“以中国为中心论”、“无中心论”以及“多中心论”等都是近年来国内外流行的比较范式，对我国学界的影响非常大。本次会议上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李佳佳以“分流”与“合流”为视角，深入分析了差序格局下中西近代棉花检验制度发展差异与趋同的历史过程，并比较了中西棉商的历史作用；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张文、唐晓耘则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的视角，探讨了近二十年中外大分流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三是对“本土化”视域下经济理论探究。结合中国国情，借鉴西方理论，形成“本土化”视域下的经济理论，重建中国经济理论的学术话语是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本次会议主旨报告中陈争平在吴承明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总结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型“二生三”的模式给人深刻印象。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玉茹基于国际经济新格局的视野，对经济史研究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涛则试图从中西传统的经济思想的比较出发，从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寻找理论依据。对于本土化视域下的理论反思与探讨其实更多地体现在有关具体研究之中，深刻反映了某种“理论自觉”的趋势。如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立强关于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浩关于现代中国财政理论的形成，以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胡悦晗在劳动过程理论反思基础上对于国企车间“全能工人”形成史的探讨等都深入体现了这一研究理路。
新材料的发掘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活用
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认真发掘、深耕史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新材料的发掘利用是本次会议诸多研究论文的特色，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刘秋根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讨论了晚清民国之际寿阳县的“克钱”问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志刚从固原州地契和镇原县地契、诉讼文书等档案材料出发，对于学界关注较少的清代陇东地区的土地买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程泽时则从汪养佳嘉庆八年至二十五年流水账出发，系统探讨了传统社会“寄小伙”制度从利润非均到照本分利的变化。辽宁警察学院讲师朱婧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任以长春市刘家屯和呼兰县孟家屯的口述调查资料为中心对伪满政权下农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探讨，则为伪满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迟爱萍对于陈云年谱这一原始档案的利用，阐述了陈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财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借贷账、农家账本、契约文书、宫廷外贸档案等新材料的系统运用都在本次会议论文中有集中体现，此不再赘言。研究方法的借鉴，是研究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如量化、统计方法的分析运用，已逐渐成为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历史学派研究者的常用工具，秉承经济学派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学者自不待言。但将其与传统经济历史研究真正结合起来，尚有一定难度，但本次会议亦不乏成功的范例，典型者如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关于传统地权制度的研究，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劲松关于近代铁路与新式银行发展的讨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楠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近代东北鼠疫后地权分配影响的探讨，有效将医疗社会史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实证与理论的结合无疑是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运用。
比较视角：成果、特点与启示
参会学者紧紧围绕会议“比较视角下经济史研究”这一主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成果斐然。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隋福民研究员在大会总结时指出，本次会议具有形式创新、绿色环保、包容开放等重要特点。
此次会议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深入发展阶段、经济史研究面临传承与创新这一关键问题时期的一次大会。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曾主张研究要树立新问题、新方法、新材料、新观点“四新”意识。会议主题“比较视角”无疑对经济史的研究具有某种方向引领性的意义。立足全球史的视野，在中外互鉴中发展，进行更加深入且全方位的比较互鉴，庶几是促进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路径，也系本次会议的重要希冀与启示。
（熊昌锟、何强/供稿）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zgs/zgs_jl/202111/t20211104_5371685.shtml